陈布雷与发妻杨品仙情深意笃，自1909年结为连理，杨品仙相继诞下三子两女。然而，连绵不断的生育历程，却逐渐耗尽了她的身体。1919年，在历经艰辛诞下幼女后，杨品仙不幸高烧缠身，陈布雷不惜重金延请名医诊治，终究未能挽留她的生命，杨品仙最终离他而去。

陈布雷因丧偶之痛，悲痛到极点，整日茶饭不思，然而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婴却浑然不知这世间之变故，失去母亲的她，在夜深人静时，哭声连连，难以安抚。

陈布雷心中怒火中烧，只因你，致使我失去了品仙。一时冲动，他猛地抓起小女儿，意图将她投入痰盂，企图将她溺死。房外，家人闻声匆忙冲入，孩子的外婆立刻冲上前，从他的手中夺回了孩子。

自那以后，陈布雷的小女儿便交由外婆照料。外婆见那小女孩颇为凄凉，遂为她取了一个昵称——怜儿。待为她定学名时，便选取了与“怜儿”谐音的字，于是她便以“陈琏”为名。

父女的矛盾

葬妻之痛稍解，陈布雷毅然告别慈溪故里，迁往上海，担任《商报》主任编辑一职。他文采斐然，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

因此，《商报》在审视诸如曹锟贿选、孙传芳入浙、段祺瑞掌控军政等一系列时局问题时，其立场与当时在广州的国民政府高度契合。以至于孙中山在阅读《商报》后亦不禁赞叹：“《商报》堪称忠诚的党派喉舌，其品质甚至超越了国民党自办的报刊！”

周恩来对陈布雷的文采尤为推崇，特地命人传达其诚挚的敬意，言辞中流露出对陈布雷文章的极高评价。“您的作品洋溢着道德的光辉，我们共产党人深感敬佩。然而，期望您的笔触不仅仅服务于个别个体，更应致力于为整个中国人民发声。”

陈布雷闻言，沉思片刻，随后对传信者回应道：“我也十分钦佩周恩来先生，可惜共产党中像周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陈布雷与周恩来首次相遇。

陈布雷在上海滩声名鹊起，然而，本故事的主角——小陈琏，直至五岁仍随外婆居住在慈溪的故乡，对父亲的形象更是模糊不清。

在那年六岁之际，小陈琏终于得以抵达上海，与久违的父亲重逢。踏入父亲宏伟的宅邸，小陈琏方才领略到原来自己的父亲竟是位“富爸爸”。

此刻，陈布雷已步入再婚的行列，他的孩子们的新继母名叫王允默。

王允默，一位知书达理、性格温和的女性，对丈夫最小的女儿宠爱有加。她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对她悉心照料，更亲自教授陈琏读书。在陈琏初到上海的前两年，因未能入学，王允默便成了她的启蒙导师。

陈布雷在重逢小女儿之后，对于过往的所作所为深感懊悔，于是对陈琏倾注了更多的关爱。陈琏有一位姐姐，名叫陈琇，两人之间的姐妹情谊同样深厚。

陈布雷与蒋介石同乡，蒋对陈布雷的文采尤为赞赏，故在蒋介石执掌政权之后，陈布雷便成为了其倚重的“文胆”。1932年，陈布雷受命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一职，陈琏亦随其家人迁至杭州定居。

陈琏在学业上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基因，成绩斐然，自小学至中学，始终稳居班级前列。然而，当面临高中入学考试之际，陈布雷却力主陈琏报考幼儿师范学校，理由是女性无需过高的学历，学习幼师一技之长，将来便足以胜任相夫教子的角色。

陈琇早已遵从父亲的安排，现正就读于幼儿师范学校。陈琏勇于违逆父意，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浙江高等学堂，终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录取，更值得一提的是，她不仅得以入学，还成功获得了公费资助的殊荣。

先前，陈布雷曾对陈琏参加考试持反对态度，然而如今陈琏成功金榜题名，陈布雷亦感欣慰。众多同僚纷纷向他致以祝贺，陈布雷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之际，陈琏得以初步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彼时，她的五婶和七叔均为思想开明的进步分子，而表兄翁泽永更是共产党员。正是通过这些亲友的引导，陈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对社会主义革命抱以热切的向往。

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的硝烟弥漫，陈家举家迁往了山城重庆。陈琏，如同众多国民党高层的子女一般，转学至国立北碚二中就读。

北碚二中的学子们思维敏捷，其中许多人对底层军民充满同情，对前线战事深感忧虑。然而，陈琏对这些仅停留在口头空谈的贵族子弟，却抱有深深的鄙夷之情。

陈琏，一位充满行动力的女性，在北碚二中的那段时光，她尚是一名高中生，便已开始在夜校担任语文教师。面对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她毫不犹豫地多次投身志愿者行列，投身于抬担架的救援工作。

与此同时，陈琏潜心研读了诸如《论持久战》等众多进步文献，与党组织的联系愈发紧密——这一变化不禁让陈布雷心生忧虑。

其实陈布雷是支持抗日先于防共的，1938年底，陈布雷在《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一文中写道：“日本此举实质上是以集体抵御共产主义的借口，企图先对我国实施控制。我们宁愿付出全国性的牺牲来进行抗日战争……若真的能接受这一共同抵御共产主义的诉求，难道还要等到现在吗？”

显然，陈布雷并不全然走向反动。然而，他对子女涉足政治领域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

1939年的一个夏日，高考落幕之后，陈琏与父亲陈布雷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既然你已成功考入联大，那么便应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今后切勿再涉足那些左翼学生的活动。”

“然而，爸爸，时至今日，究竟已至何时？我们曾从杭州逃难至武汉，再从武汉辗转至重庆，我国已然站在了亡国的悬崖边缘。然而，那些政府高官，四大家族，仍旧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地在国难当头之际谋取私利！”

陈琏在这一年成功考取了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尽管陈布雷原本期望女儿能选择离家更近的中央大学就读，但陈琏对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情有独钟，加之渴望摆脱父亲的严格管束，她最终选择了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

“作为一名学生，你的主要任务是专注于学业。参与游行和宣讲活动，对解决战事问题又有多大帮助呢？”

“爸爸，其实我……”

“我身为政府官员，而你却与左翼分子为伍，你难道不考虑我的立场吗？唉，咳咳咳……”陈布雷情急咳嗽。

陈琏急忙斟满一杯清水，递至父亲面前，话语未竟便生生咽回。陈布雷或许不知，就在不久前，二十岁的陈琏已正式跨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

陈琏“失踪”

陈琏在重庆学生组织的领导钱成宇的审慎考察与热情推荐下，提交了入党申请，该申请随后被递送至当时主管中共南方局事务的周恩来同志手中。

闻悉陈布雷之女有意申请加入党组织，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特地指示邓颖超同志与陈琏进行深入交谈。

陈琏原本计划在高中毕业后即刻前往延安，然而，鉴于她特殊的身份背景，邓大姐特地劝阻她，建议她暂缓前往延安的步伐。“当前，国共两党正携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若你前往延安，一旦你父亲向我们提出要人，组织上恐怕会面临诸多难题。”

陈琏故而选择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学术奇迹，由迁校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三校强强联合而成，汇聚了众多学术泰斗与杰出青年才俊。陈琏在此如渴求甘霖般孜孜不倦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同时亦热衷于投身党支部的各项活动。

在西南联大，陈琏结识了时任联大党支部负责人的袁永熙。

袁永熙，出身于世家望族，其大姑父乃赵尔巽之子，二姑夫则是徐世昌的血脉，父亲更是在营口海关执掌大权。然而，他本人却深藏身份，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这样的家庭背景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与陈琏的情形颇为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逐渐萌生了深厚的情愫，最终走到了一起。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青年人对于宁静的校园生活只能抱以奢望。1941年1月，国民党违背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原则，挑起了“皖南事变”，拘禁了叶挺将军，并派遣军队对新四军进行了围剿。

西南联大党组织为了揭露国民党之恶劣行径，特意将南方局印发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的真相》海报张贴于校园各处。得知这一惨痛事实的联大师生，无不义愤填膺。

然而，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对大内党组织的警觉，重庆方面遂派遣特务前往昆明，意图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

云南省工委恪守中央“隐蔽精干，静待良机”的指导方针，决定将西南联大中的多数党员及活跃分子撤离校园，秘密分散至滇南的乡野之地。

陈琏正处于必须撤离的区域内。昔日，她是联大的学子，然而此刻，她却被迫离开校园，躲避追捕的阴影……

自然，作为党员，她对此早已有所预料。然而，鉴于此次出行可能长时间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陈琏在启程前，特意给姐姐陈琇寄去了一封家书。

这个时代似乎早已注定了我与家庭间的悲剧，这乃是我无力抗拒、无法拒绝的命运。然而，请相信我的妹妹，她并非随意选择自己的道路。纵然这条路充满艰辛，但为了我深爱的祖国，我无话可说，唯有勇往直前。

此后，陈琏转至石屏县，更名程国仪，于当地一所高中担任教职。

陈琏在校园内神秘失踪，这消息令陈布雷焦虑不已。他紧握着女儿留下的信件，反复研读，心中渐生忧虑，认为陈琏很可能已随“共党分子”一同前往了延安。

陈布雷心急如焚地寻找女儿，毫不犹豫地联络了平日里因避嫌而鲜少往来的外甥翁泽永，恳请他协助向中共查询陈琏的行踪。

翁泽永彼时正服务于重庆，担任郭沫若的秘书一职。恰逢周恩来总理找郭沫若商讨工作事宜，翁泽永便向周恩来总理禀报了陈布雷心急如焚，正四处寻觅爱女的消息。

随着国共双方关系逐渐回暖，周恩来当日便分别向八路军及新四军发送电报，询问陈琏的具体行踪。不久便收到了回应，得知陈琏并未身处任何根据地。无奈之下，周恩来只得指示翁泽永将这一信息转告陈布雷。

尽管未能探寻到女儿的踪迹，陈布雷却对周恩来这位中共领导人竟愿伸出援手，协助一位国民党官员寻找女儿，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感动。他连连对代为传话的翁泽永表示感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陈布雷四处奔波，四处询问，甚至刊登寻人启事，遗憾的是，始终未能找到女儿的下落。最终，是周恩来帮助他，让他得以与失散多年的女儿重逢。

1942年，陈琏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渴望前往延安的愿望，然而周恩来却建议她暂时返回家乡。周恩来对陈琏说道，您的父亲身为国民政府的要员，亦是一位秉持良知的君子。在他身旁，您能助他更广泛地接触进步的思潮。

陈琏在周恩来同志的耐心劝导下，终于回到了重庆的家中。这一消息让陈布雷惊喜不已，自此他对周恩来同志的信任更是与日俱增。

托孤

抗战胜利之际，1947年，陈琏与袁永熙在组织批准之下，筹划于北平举行婚礼。尽管陈布雷当时尚未洞悉女婿的真实身份——共产党成员，但凭借着对女儿深刻的了解，他对袁永熙的真实身份亦有着自己的判断。

彼时，国共两党正致力于和平谈判，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的陈布雷频繁担任蒋介石的特使，与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展开激烈交锋。

一方面，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的家人和亲戚中不乏共产党员，想来在谈判的过程中，陈布雷内心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1947年2月底，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正式向中共代表团下达了限期撤回延安的命令，要求他们在3月5日之前完成撤离。

周恩来即将启程离宁的前夜，陈布雷显得格外忧心忡忡。起初，他在客厅中来回徘徊，随后，仿佛下定决心般，唤来副官，驱车出门。

陈布雷的车辆先是沿着紫金山蜿蜒盘旋，继而曲折前行，最终抵达了位于梅园新村17号的中共南京办事处。

陈布雷专程前来拜访周恩来。他将副官安置在楼下，而他与周恩来则一同在二楼长谈，历时两个多小时。

副官回忆称，自两人一同步出楼外，直至抵达楼前，他们便在花园一侧停留，交谈了长达半小时。当陈布雷即将登车之际，两人郑重地相互握手，周恩来语气庄重地说道：“我去帮你，放心。”陈布雷则说：“期待周先生再访南京。”

在返程的旅途中，副官的内心涌动着不安，不自觉地带着几分疑惑，抬眼望向了陈布雷。陈布雷似乎感应到了这丝异样，立刻起身解释道：“此行私事，非公。”岁月流转，副官方始领悟，陈布雷此番前来，实为恳请周恩来日后能对自家的女儿与女婿多加关照。

在这短暂的两载光阴里，世间万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家统治的败局已无可挽回。众多忠贞不渝的国民党员心生沮丧，陈布雷便是其中一员，最终，他在1948年11月选择以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49年二月，在乔石夫妇的热心帮助下，陈琏夫妇踏上了从南京前往石家庄的北迁之路。随后，袁永熙被分配至清华大学党支部担任工作，而陈琏则被分配至共青团中央，她历任少儿部秘书主任、少儿部部长，最终荣任团中央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