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节选自美国汉学家易劳逸（Lioyd E.Eastman）著《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一书。为了方便大家阅读，对部分语句做了细微调整。

作者简介：

易劳逸（1929—1993），美国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享誉国际的中国现代问题专家，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国史，是与罗友枝、魏斐德等人并驾齐驱的顶尖汉学家，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有相当独到的研究。

他的代表作除了《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之外，还有《流产的革命：1927—1939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等。

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的回答，将首先要求对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是对风暴之强度做出仔细的考察。

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而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了，建筑物已经倒塌了。

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这个问题颇有些哲理的精妙。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在1949年败于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亦富有同样的哲理。

【1】

国民党人似乎从来未能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坚固的政治结构。当他们在1927年取得政权时，他们所继承的是一个已经分崩离析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在军阀时期（1916—1927）几乎寿终正寝。

国民党人如果能够改变这种国家分裂的趋势，这无疑将会提高他们的声望。然而，国民政府的权力却仍然受到了继续存在的各省军阀的限制，受到乡村豪绅阶层的抵制。

国民党人未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感受到民众需求的、能够实行它所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从而使其结构进一步削弱。

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不久，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左翼，就提出了有可能使国民党人维持其政治结构的制度和政策方案。

一方面，他们指责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1924年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的，曾经“赋予国民运动以活力”的政策和精神；另一方面，他们提倡土地改革，惩罚反革命和国民党内更大的民主。

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国民党应当通过扶助农工和其他群众的自治组织而加强与普通民众的联系。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上，才能够防止革命成为官僚主义者和军事寡头的游戏。

事实上正是如此，蒋介石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左翼势力对他的领导权产生了威胁。

1928年，他对他们（左翼）发动了一个强有力的、虽然在总体上来说是不流血的镇压。年轻人——正是他们构成了左翼队伍的大部分，被明确地命令离开政治，回到他们的学习中去。

除此之外，其他的左翼分子被有效地剥夺了权力。其中，汪精卫受到了谴责，陈公博被“永远开除”出党。其结果就是，从1929年始，蒋介石便能够把他个人关于革命的观念，强加于党和政府之上。

【2】

在孙中山的时代，军事在国民运动当中，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按照孙中山的排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

然而，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它被彻底颠倒过来。在十年的南京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成为了政府的统治部门，他本人成为政权中凌驾于一切的存在。

正如曾经一度担任过他的顾问的何廉所回忆：“委员长走到哪里，真正的政府权力就在哪里。就权力而言，他是一切方面的头儿。”实际上，蒋介石本人也在1940年对埃德加·斯诺表示，“我到哪里，政府、内阁、抵抗（日本）的中心就到哪里”。

由于蒋介石是这样支配着政权，这就意味着，在决定国民党统治的性质方面，他的政治观就变得极为重要。

就他对政治进程的观点来说，他完全是传统型的，就像清朝的皇帝一样。对他来说，政治就是在统治层中的争斗。因此，为了扩大他的权力，他操纵和联合了一部分上层人士去反对另一部分作为他对手的上层人士。

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强国是那些“成功地动员了绝大部分民众而不只是以上层社会支持他们的目标”的那些国家；他从未意识到——毛泽东则已意识到——通过获取统治结构以外的支持而产生新的权力源泉是可能的。

当然，蒋介石本人也有许多关于民主的谈论，他无疑也希望得到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关于民主和民众支持的概念，是“民众应该毫无疑虑地追随他们的领袖，就像士兵服从指挥员一样”。

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民众政治心理学的理解是多么可怜，它阻止他推进政治参与和经济计划，而这本可以给他的政权打下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他从来没有超越出上层政治，而使自己陷于玩弄脆弱的平衡以实施统治的活动中。

当然，我（作者）无意表明，如果汪精卫和国民党左翼在1928—1929年的权力斗争中成功地取代了蒋介石，那么通往国家强盛繁荣的道路就一定会是平坦的。

实际上，有理由设想，他们也会受到同样的官僚主义、腐败、派别活动和权力欲的侵蚀，这些东西对蒋介石领导的政权是毁灭性的。

然而，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蒋介石压制了左翼关于群众自治组织、土地改革、国民党内的民主化进程以及由国民党对政府和军队实施控制的建议，拒绝了有可能为一个有效率的赢得人心的政府创造出坚固基础的措施。

【3】

在国民党对中国20多年的统治时期中，向它的统治结构所袭来的风暴，没有什么比抗日战争更为猛烈，没有什么比它带来更为严酷的损害。

这场战争对国民党政权所造成的最为直接和显而易见的损害，无疑是蒋介石的军队的削弱。

战争的第一年（1937），中央军所遭受的全面损失，在很大程度上使在过去十年中所得到的即使是有限度的人和装备的改善也化为乌有。接下来的战斗、缩减了的物资资源以及长期的对峙局面，同样给蒋介石的军队带来了重大损失。

军队的虚弱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正如西达·斯考克波尔所说，“即使正统性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后，一个国家仍然可能是相当稳固的——完全可以对付内部的民众暴动——尤其是如果它的强制组织仍然是紧密的和有效率的话”。

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党的主要强制组织军队已不再是“紧密的和有效率”的了。

这个政权还由于它向中国西部的被迫撤退而受到了削弱。在沿海和东部城市地区，它已经拥有可靠的税收资源，已经搭建了一个管理机构（尽管它在地方这一级还不是强有力的），并由此而获得一定的稳定性，可以向所有的中国和外国货物征收税款。

与之对比，在华西各省份，国民党人则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几乎可以说是另一个国家的天地。现代化很少触及那儿，即使是大城市。整个华西占有全部国土的3/4，却只占有国家总电量的4%和工厂数的6%。

在这里，农业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民众对与那些来自“下游”的城市化的官员们很少有认同感。地方社会由秘密社会和农村的豪绅们统治着，他们唯恐失去他们长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统治，反对来自国民政府的干预和竞争。因此，国民政府在华西的资源动员充满着困难，它的岁入很快削减了63%。

【4】

国民党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未能改变他们的统治和作战方式，以适应华西新环境的紧张状态。

战前，政府能够无视农村问题，因为城市中心的经济资源已足以维持它的统治。它的军队同样也能够偏重于从西方学来的正统的战术和技术，因为它能够方便地从华东地区的工厂及外国得到武器和物资。

尽管华西地区的情形全然不同于沿海地区，但国民政府却很少努力去调整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针以适应那里的未开化状态。

事实上，它倒想一夜之间在四川和云南地区创造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因此，它投入了巨额资金从沿海地区迁移工厂，从西方进口昂贵的设备和原料以及修筑新的公路和铁路。

由于国民政府缺少税收基础以支撑这些开支，通货膨胀的旋风便开始形成了。对于它来说，另一可行的方案，应该是鼓励一种较简单较廉价的工业生产形式，吸引富有传统特色的本土手工业到华西地区。

成立于1938年7月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实际上表达了一种非官方的企图，意图开发工业产品的另一类资源。但是，工业合作的充分潜力，从来没有被政府首脑们所认识。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与他们高度官僚化的体制截然不同的“以民众为基础”的运动，是由共产党人所操纵的。

由于农村（而不是城市）是战时粮食、资金和人力的主要来源，国民党人需要发展这样一种制度，它既使他们从农村地区获取最大限度的资源，又仍然能够保持劳动群众的好感和合作。

然而，他们不是调整其政策以达到这些目标，而是继续推行与农村腐败、无能的上层集团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的、机构臃肿开支庞大的官僚政治

国民党人本也可以采取游击战争的战术来对付日本。但是，游击战需要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紧密合作，这样的合作只能通过改善军队的纪律和改进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才能达到，这样人民才会有为军队的胜利做出贡献的积极性。

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根据地表明，国家落后的贫穷的内地，实际上是能够承受一场重大的政治和军事运动的。

共产党人依靠游击战术、唤起民众和发展小型的工业生产，随着战争的推移而强大起来。与之相反，国民党人囿于战前的统治和作战观念，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均受削弱。

【5】

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内地环境的最严重结果以及战争给国民党人带来的最重大的毁灭性影响，是通货膨胀。

由于退出了东部沿海地区，国民党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税收的主要来源，最有影响的如关税、盐税和工业税。

由于它对内地的政治控制——横向各省、纵向农村豪绅和城市有产阶级——仍然是软弱的，它从来没有充分地发展税收的替代来源，结果不得不依赖无节制的赤字财政。于是，通货膨胀便发生了。

起初价格上升还比较和缓，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只增长了40%，但是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价格每年都以一倍以上的速度上涨。在这以后，上涨率再一次激增，仅在从1945年1月至8月的七个月中，价格就上涨了251%。

这个结果是灾难性的，它使整个国家衰弱下去——军队、政府、经济和整个社会。为什么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为什么大多数人民受着难以忍受的贫困的煎熬，为什么军队缺乏士气和战斗力，通货膨胀是一个重大原因。

【6】

这场战争之所以会损害了国民党人，还因为这场战争使共产党人成长壮大了起来。

在战前的十年中，国民党人在各地追剿共产党人，使他们蒙受了重大损失，无法获得一个稳固的大块根据地。

但是，1937年以后，国民党的压力减轻了，在日本名义上的占领区内的游击作战使共产党人扩展了他们的革命网络，其规模为战前所无法想象。在战争期间，共产党人还发展了他们的组织技能，获得了军事经验，这使他们在内战时期大受裨益。

对日作战就是这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并没有在1944年或1945年崩溃，而在对日战争结束后继续生存了四年。

它维持权力地位的资源是什么？它怎么能维持如此之长的时间？一些答案可能在于大多数中国人的“低政治意识”以及政府当局奉行的政治高压——以窒息国统区内有勇气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少数人的声音。

这两个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看起来矛盾的是，那些使政权衰弱的体制特性，反过来可以为它的继续存在产生作用。

比如缺乏社会基础和组织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制度化的手段，使得政府无需直接地负有对它的失职和犯罪做出说明的义务。回过头看，如果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那么它的执政任期将一定会是短命的。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由军队所支持的政权，公众舆论对它的政治寿命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这个时期军事力量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如果这个政权要倒台，它很可能就是军队反对的结果。

1944年，当一些省的军事首领们，形成一个反对重庆的联盟时，这是很可能发生的。

然而，蒋介石是一位操纵他的竞争对手的大师，正像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做过的若干次那样，他成功地防止了他的对手们，在战争期间形成一个反对他的坚固同盟。

比如为了换取地方政府的让步，蒋介石几次通过给予财政上的补偿，顺利平息了龙云和云南人的情绪；在豫湘桂战役中，他也是通过向他们提供武器来换取他们放弃计划中的暴动。

总而言之，这个政权之所以能存在下来，还因为它对现状总的来说是迁就而不是挑战。

如果国民党人企图实现他们宣布过的土地改革的纲领，或是他们试图在战争中间从地方统治集团手中取得对实物税和征兵制度的控制权，或是再命令各省的军事首脑们遣散他们的军队，他们将肯定面临着大规模的暴动。

然而，因为这个政权对旧社会的统治人物持容忍态度，这些人物也就会对政府持容忍态度。这不是一个能产生进步的改革或强有力的政府的方案，但是就短期来说，它至少有助于维持国民党人的权力地位。

【7】

但是，如果不是苏俄在对日战争之后对东北的介入，国民党政府的当权时间可能比实际上要更长一些。

在1945年2月雅尔塔协议的基础上，苏联在8月8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两天后——对日宣战，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

一旦控制了那里后，苏联人便为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东北各省提供便利，并向他们移交已经投降了的日本人的大批战争物资。另外，他们阻挠国民党人在那里重建军事和行政统治的努力，并从东北运走了许多工厂。

关于这些事件已有很多著述——里面的许多行动已经公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为美国所反对——但是，它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命运的影响却很少得到重视。

例如，假使苏联人没有进入东北，并由此而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一块征服中国关内地区的基地。那么，国民党也许有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到战后重建上去，而不是不得不进行一场全面内战。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关内地区将仍然具有威胁。但是，敌对行动的规模可以肯定将小得多，反抗力量将不可能由于得到日本武器装备的供应而得到加强。

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这样一个假定的结果将是重大的。这样，在经济上，东北的丰富资源，将能重新并入关内的经济体系。

国民党将无需运送大量的食物和粮食给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从而加剧关内农民的贫困和愤怒。他们可以用这些向东北供应的大量食物，缓和华北的长期短缺。

另外，日本人所创造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将能够提供重工业产品以便利关内工业的复兴，提供轻工业产品以缓和战后消费品的巨大需求。

东北能为国家经济复兴做出贡献的潜力，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出：比如在1944—1945年中，它所生产的生铁就达到了关内地区全年产量的8.5倍，电力达2.5倍，水泥达8.5倍。另外，1944年东北收获了3549000吨大豆。

如果国民党在战后时期能收获这一数量，它将能够通过出口每年获得6000万至9000万美元的外币，而东北的144家制材厂也将基本上消除进口外国木材的需求。

而且，由于关内工业被战后的一大堆问题，包括原料和燃料（这其中有许多本可以从东北获得）的短缺所困扰，它无法生产出八年战争之后是如此极为需要的消费品。

出于满足刚需和缓解通货膨胀的需要，国民政府只得鼓励从国外进口。于是，外国货如同潮涌一般进入中国。

作为这种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国家的外币储备到1947年2月实际上便已空虚。另外，进口还严重伤害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外国棉花、稻米和其他农业产品的输入压低了农产品的价格伤害了农民，阻碍了农村地区的恢复。

当然，东北事件的最具有损害性的影响，是它所带来的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

在1945—1949年期间，足有65%—70%的政府开支被用于军事，这其中有许多被用于在东北地区的作战。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内战，国民政府就像它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求助于发行纸币。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以后的时期中的赤字财政数额——65%——大约等于军费开支的数额。因此，如果没有这样庞大的军事预算，国民政府差不多是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非通货膨胀的措施来支付它的全部开支的，那样将能够避免极度的通货膨胀。

历史证明，通货膨胀使这个政权和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过于昂贵了。

以上这些，只是对“如果国民党能够在战后重新获得对东北的主权控制，中国的进程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的一些看法。

国民政府在通过战后时期这个浅滩的航程中虽然仍会充满着困难，但这一说法至少是可以讨论的——这些困难将要小得多，国民政府将能够应付它们，如果不是由于苏联占领东北而加剧了这些困难的话。

【8】

然而，苏联对东北的占领至多是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根本原因在更深处，在于一个缺乏社会基础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内在的结构虚弱，在于对日战争的削弱作用。

作为这两个因素的结果，到1945年，国民党人的运动已完全衰弱。它的弱点在它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有限性、行政机构的腐败和缺乏效率、派系之间的自我毁灭的倾轧、军队的普遍的无能和士气低落中得到充分体现。

考虑到这种全面的瓦解，国民党政权似乎极不可能巩固它对国家的有效统治，甚至连对东北的全面控制也不可能做到。因此可以说，苏联人的干预只不过是有助于摧垮已经腐朽的建筑物的一股狂风。

没有这阵风，建筑物可能会矗立得稍长一些，但是它迟早要倒塌——是较早，而不是较迟——看起来是一定的。

因为任何政府的存在都不可能不碰到问题，就像我们起初用以比喻的建筑物不可能存在于真空里，不受大自然风雨的吹打一样。